风俗人心之坏,莫胜于满洲


  • 在活跃于光绪年间的京官文廷式看来,朝廷名义上优待旗人,实际上却是在祸害旗人,以致于京城里的旗人,绝大部分都过着一种极为困苦的生活:

    “国朝以有功之故优待旗人。其实旗人不过仕进之路稍宽耳,其生计之艰难,室家之苦累,有不可以言喻者。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不完,女子至年十三四犹不能有裈,困苦万状。即在内城者,世家则骄侈无度,其贫薄者,则借债无门,谋生乏术,又拘于成例不能出京四十里。区区甲粮不足赡一口,何论家人?于是横暴者则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

    裈,指的是有裆短裤。在文廷式的所见所闻里,京城东边、北边驻屯的旗人家庭,已穷困至家中女子十三四岁了还没有合裆短裤可穿的境地。朝廷给的那点钱粮,完全是杯水车薪,政策又不许旗人出京另谋生路,城内的普通旗人也纷纷沦为了流氓盗贼和娼优。

    旗人的命运沦落至此,是皇权控制的直接结果。

    爱新觉罗氏入关定都北京后,长期被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所笼罩。为了对抗这种不安全感,清廷在京城中实施了旗人与非旗人内外城分居的制度。内城居民由八旗军民构成,非旗人则只能居住在外城,且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以防外城非旗人的力量压过内城的旗人力量。乾隆四十六年,京城中的八旗兵丁约有16万人,驻京旗人则约有70万人;而住在外城的非旗人,却只有区区23.5万人。

    仅仅控制京城中的满汉人口比例,让旗人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并不足以让爱新觉罗皇室安心。与之配套的政策,是只允许旗人从政当差或披甲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行业,也不能随意迁居他处。作为“回报”,朝廷愿意向这些旗人发放俸银禄米。最多时,旗人的俸禄开支一度占到了清廷财政支出的半数。旗人们享受着被朝廷包养起来的尊荣,代价则是人生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

    当时代进入到晚清,太平天国起事与欧美列强叩关让清廷在军事上焦头烂额,财政上也是捉襟见肘。被包养的八旗子弟已无力为皇权提供安全感,便成了首先被抛弃的对象。咸丰年间,旗兵的俸银缩水为八成,禄米减为五成。庚子年后,俸银再度缩水为七成,禄米减为二成。考虑到通胀和物价涨幅,八旗子弟的俸禄其实已经低至聊胜于无。1905年,一位旗人给《京话日报》投稿,凄凉地感慨道:

    “据我看来,吃饱饭的旗人,也没有多少。……一份钱粮,乐不了三天半,又得发二十六七天的愁。”

    所谓月俸只够吃三天饱饭,可知旗人们已被朝廷抛弃到了何种程度。

    这种沉重的被抛弃感,引发小部分旗人在晚清的最后十年,做出了许多深刻反思。一位化名“啙寙”的旗人,给报纸投稿说:“风俗人心之坏,就全地球而论,莫胜于中国。就中国而论,莫胜于北京。就北京而论,又莫胜于旗人。”另一位旗人则承认舆论的批评很有道理,承认旗人被财政包养是“朝廷拿着民间的血汗,养活这一群无来由”,同时还很沉痛地说道:

    “旗人不得钱粮,还许一辈子不挨饿。得了钱粮,便有了挨饿的苗头了。”

    大意是:如果朝廷不包养旗人,放任旗人去做自由民,旗人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种普遍挨饿的境地。被朝廷包养,正是旗人挨饿的根源。

    这些自我批评,旨在劝说京城中的旗人自己站起来发愤图强,“别拿着现成饭当应该的”;也不要一味仇视那些批评旗人的汉人,“啙寙先生说的好,有人讲说旗人,正是爱我们旗人。要像朝鲜似的,现在还有谁说他呢。”遗憾的是,这类言论是少数,很难得到京城旗人们的理解。有人给报纸写文章说,“不懂我用意的人,必说我是旗人的汉奸了”;还有人去信要报纸刊登启事,声明某篇批评旗人的文章并非他所写,理由是他不想在现实生活中“违犯众怒”,被其他旗人视为异类。

    自清军入关算起,旗人们以高人一等的心态生活已有约270年之久。突然要他们理解清廷的包养,也就是所谓的“通天纹”正是旗人挨饿的根源,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转自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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