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约拨款八千万美元,专门将中国的文件资料翻译成英语,供美国和盟国分析


  • 每年约拨款八千万美元,专门将中国的文件资料翻译成英语,供美国和盟国分析

    之前转发过一篇类似的文章,这是我看到的相关主题的第二篇报道。

    这是真“破大防了”。

    来源:自由亚洲。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xx-08162021102203.html

    美议员提议重拾冷战旧战略 中国官媒急跳脚

    多位美国联邦议员近日发起提案,建议要建立一个“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OTAC),每年约拨款八千万美元,专门将中国的文件资料翻译成英语,供美国和盟国分析。中国官媒批评美国此举注定沦为假信息战,大搞颜色革命,旨在攻击中国的致命弱点。

    “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的主要翻译对象,包括中国政府和军事文件、报告、演讲、期刊、新闻报道和评论,以及国营企业的文件信息等等;分析对象主要有中共重要领导人的生平、中国的政治运作、经济和武器系统的描述、重要概念和术语的定义、政府和军队的政策与意图的变化等等。

    该提案由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卡斯特罗(Joaquin Castro)和基廷(Bill Keating)以及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共同提出。卡斯特罗(Joaquin Castro)认为,为了有效地与中俄竞争和合作,必须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通过将外语材料翻译成英语并公开,OTAC 将增强美国及其盟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同时也为学者、记者和公民社会的其他成员提供巨大的资源。”

    中国利用语言隔阂掩饰关键信息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告诉本台,“首先,我们可以从一手资料中得到更高质量的信息,而不是阅读二手英文分析;其次,很多中国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刻意隐藏信息,以为外国人不会中文。”

    比如,在费瑞安去年参与的一项研究梳理两百多家中国专业协会(Chines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的资料,中文和英文网站上关于技术转移的一些表述相去甚远。费瑞安表示,CEST今年还翻译了《深圳国际技术转移模式及对策研究》,“它主要勾画了深圳政府如何思考和获取外国科技,直接在中国复制或者用于改善中国科技。这是很惊人的,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如何构思科技的价值,计算直接和间接获取技术的模式等等。”

    中国官媒在怕什么?

    “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受到外国广播咨询处(FBIS)的启发,FBIS在冷战期间提供对苏联阵营和其他外国政府的媒体资讯的翻译和分析。但是苏联解体之后,FBIS逐渐式微,情报界也很少向政府以外的部门提供开源资料。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8月12日在官媒《环球时报》发文表示,该提案是又一“冷战活化石”,行对华政治战与舆论战之实。他认为,美国学界与政府合作探寻“中国自身致命弱点”并进行针对性攻击,这日益成为当前美国对华搞“颜色革命”的重要特点。

    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也于11日发布评论表示,要警惕将学术界武器化,有鹰派学者努力寻找并利用苏联的弱点,“由苏联学激发的OTAC未来可能会大批生产这种汉学家,对美中关系和全球和平总体上是灾难性的。”

    针对这些舆论攻击,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对本台表示,“中国害怕的就是美国能够制定出清晰的对华政策,能够不被官方宣传蒙蔽,扎紧自己的篱笆,不让中国的钱操作美国的学术研究,让美国学者成为专制的帮凶。中国希望美国在跟竹幕(bamboo curtain)的较量中成为一头鲁莽的牛,把犄角钻进去、不得自拔,逐渐就像在阿富汗、越南一样被耗死。”

    费瑞安今年五月联合发表题为《中国的外国技术愿望清单》的报告,分析了中国科技外交官在2015年至2020年间发回的642份国际合作项目信息。他指出,“这些是中文材料。中国政府或者一些机构可以用中文公开畅谈一些他们绝不敢用英文讨论的话题,特别是在技术转移方面。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会(为OTAC)感到沮丧。这不是为了攻击中国,而是要理解中国领导人的能力和意图,这在历史上一直被刻意掩盖。”

    苏联学群英辈出 中国学相形见绌

    “尽管美国有一大批研究中国的社群,但是与曾经聚焦苏联的智力资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外交政策学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特聘教授布兰兹(Hal Brands)8月9日在彭博社发文指出,如今的美国需要动员学术界对抗中国,像冷战期间研究苏联那样研究中国,翻译文件只是一个开始。

    冷战时期的“苏联学”(Sovietology)专门研究苏联的经济轮廓、军事结构、苏联人的心理特征等等,得到联邦资金和知名基金会的支持。布兰兹介绍说,到了七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一百多个学术机构建立了关系,美国政府部门也提供了苏联政府记录、难民访谈等宝贵的研究资料。

    有人曾批评苏联学成果寥寥,但是在布兰兹看来,这项投资硕果累累:费因索德(Merle Fainsod)、莱特斯(Nathan Leites)等学者对摸清苏联政府的运作机制有突破性的贡献 ;在苏联解体前,有美国经济学家发现了苏联经济的停滞。费什巴赫(Murray Feshbach)等人口学家意识到苏联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俄罗斯文化学家注意到民众开始拥抱宗教和苏联意识形态濒临破产。这门学科创造了一批学术人才后来投身政界,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冷战时期大量不同政见者跑来西方做教授,但流亡海外的很多中国学者根本没有基本的资源可以生存。比如,严家其发表的著作二十多本,美国智库和决策层有没有读过?很多秘密文件,尽管我们拿不到,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分析出精神是什么。像‘七个不讲’、 高瑜透露的信息,我们中文媒体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但是传递给主流决策层要旅行很久,恐怕几年以后。”夏明则认为,除了文件资料的翻译共享,美国应该注重挖掘中国背景的研究人才,目前仅有裴敏欣、赵穗生、杨大利等寥寥可数的政治学者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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