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主運動產業化之初步構想


  • 海外民主運動產業化之初步構想

    憲政民主是中國人百年未競之理想,也受歷代海內外有識之士所關註。然中國百年憲政路之曲折,只有臺灣的中華民國完成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而中國大陸至今仍未見希望曙光。上一篇文中,我根據自己對當今中國知識精英大量有關憲政、政改、啟蒙的討論分析,提出了憲政轉型六問。在討論其中的第三問路徑問題時,談到了啟蒙的困境,結合當前海外民運的困境,本文拋磚引玉的探討一下海外民運的產業化問題。

    1 海外民主運動的由來和困境

    眾所周知,在中國大陸從事民主活動的人士會被當局冠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而下獄,促進憲政民主的活動只能在脫離中共控制的海外展開。海外的民主運動主要由自西單民主牆和8964天安門血腥鎮壓後陸續流亡海外的大陸人士為骨幹,代表人物有辛灝年、魏京生、王丹等。30多年來的海外民運事業起起伏伏,主要取決於中美關係的起伏。因為海外民運的資金主要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為代表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海外華人捐款。8964之後頭幾年,全球反共聲勢高漲,民運人士吃香喝辣,著實風光了一陣。但是,中美關係好的時候,民運圈就僧多粥少,於是內訌、抓間諜層出不窮,加之中共的分化刺激,最終民運圈變得烏煙瘴氣,自己砸了金字招牌。

    相比靠天吃飯的民運圈,同為反共勢力的法輪功團體則走了一條自立更生的路子。法輪功一方面以宗教名義發展新成員收取定期會費,另一方面發展以大紀元、新唐人為代表的傳媒事業,以及《神韻》晚會這樣打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旗號的巡迴演出。此外,法輪功系的自媒體,如石濤、文昭、蕭銘等最近十年也做得風聲水起,甚至說引領時代也不過分。除了這些拿得上臺面的,還有一些拿不上臺面的黑產,如辦理政治庇護綠卡、敲詐勒索中國的貪官(見法輪功弟子虞超的油管頻道)。

    總之,資格老、起點高的海外民運,因為主要吃美國政府的公家飯,這三十年搞得是江河日下。而資格淺、起點低、路子野的法輪功,這20多年來因為走了一條自主經營的路,反而蒸蒸日上,佔據了海外反共事業的大半江山。

    中國大陸民運歷史參考資料

    2 海外民運目前的自主創收途徑

    海外民運自89學運起,就主要依靠募捐支持運作,和非盈利組織(NPO)的模式類似,花別人的錢做非盈利的事。事情到底做得好不好缺乏客觀有效的評定標準,主事者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當然認爲自己做得好。捐款和撥款或因中美關係緩和,或因捐款人不認可而減少,民運人士便食不裹腹。因此,海外民運人士不得不搞點自主創收補貼家用。

    這裏盤點一下現在海外民運的自主創收途徑:

    一、自媒體。旗艦產品當然非「陳破空」莫屬,其次還有「吳建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自媒體不僅是民運正規軍在搞,非民運的海外中文知識分子也大量靠自媒體創收,比如周孝正、夏業良、王劍等人的頻道。可惜的是,這類自媒體產品的同質化程度較高,絕大部分是以時評主,市場有限而且已經屬於紅海。

    二、出書。出書的版稅可以是一個很不錯的收入來源。這方面,陳破空老師也應該算是一個領軍人物,著作等身。香港國安法之後,臺灣應該還有很多出版社願意出民運人事寫的書。

    三、賣文字,主要為各大文字媒體寫評論文章。

    四、上電視,比如美國之音、明鏡電視、臺灣的年代向錢看等等。

    這裡頭的佼佼者,陳破空在一、二、四項上都做得風生水起,程曉農博士在三、四項上做得相當好,當然他也著作不少。程曉農博士的夫人何清蓮女士則在二、三項上做得非常不錯。

    但說實話,這些創收的渠道,發不了財,而且都是個體戶性質,喝稀飯還可以,要想靠這個推廣民運事業,難。關鍵是,這種事業得靠資歷、能力、名氣,不是誰都可以做的。當然,這些事業是跟推廣民主稍微沾邊的。像吳建民、虞超先生那樣從事與民運無關的普通工作來貼補家用的不算在此列。

    除了一到四項,還有一些黑產,比如備受爭議政治庇護綠卡生意,見此文:以政庇綠卡作吸引發展海外民執行不通 (中國民主正義黨) 。當然,給中共當線人也應該歸到黑產,線人這個生意依然依附於民運,只不過是反向用力。

    3 啟蒙運動產業化來推進民主

    俗話說「殺頭生意有人做,虧本生意無人做」,海外民運要擺脫30年來江河日下的困境還得靠著創業家精神將民運產業化。說到底,民運的目標不就是憲政民主下的資本主義麼,為何不用資本主義讓自己可持續發展?

    做自媒體、出書、賣文章、上電視翻來覆去就針對對政治話題感興趣的那麼一點受眾,養不活太多人,估計很難有人能超過陳破空。政治庇護綠卡生意、中共線人則是屬於坐吃山空,自掘墳墓,容易惹來麻煩。此外,唐柏橋先生那樣從事基督教事業的,像柴玲女士從事實業的,像李祿那樣從事金融事業的,我們都可以忽略,指望靠人家捐款來補貼民運,比跟民主基金會要錢更加不可持續。從事其它事業的人,精力上也不可能兼顧到民運。

    要實現憲政民主,社會啟蒙是核心。沒有徹底的社會啟蒙,革命不過是「無量頭顱無量血,換得一個假共和」。今天中國社會的真實規則,還是清朝那套「護官符」「“忠”字訣」「等級社會」。但社會啟蒙存在結構化的阻力,在每個被啟蒙的個體利益結構下(即,啟蒙不智者花精力純虧損,與不智者競爭機遇則獲暴利),啟蒙運動無法像核子鏈式反應般燒遍社會。

    改革開放的啟動靠的是「先富帶動後富」的政治動員,但實際情況是先富的剝削後富的,誰也不會把自己致富的祕密告訴他人。啟蒙也不可能先智帶動後智,一定是先智的轉過身來搶後智的和不智的機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聖人也要吃飯,保不住自己的飯碗,一切都白搭。

    啟蒙和學英語差不多,如果有辦法將啟蒙運動變成‘新東方英語學校’那樣有利可圖的產業,那麼啟蒙運動才能擺脫內生阻力,進而徹底改變王朝思維。中國大陸的立人大學、南方科技大學都可以算是這樣一種啟蒙產業化的雛形,但無一例外被中共意識形態部門消滅於萌芽。啟蒙生意當然不可能有政庇綠卡生意那樣對目標群體有強大的誘惑力,但思想啟蒙有助於受眾的長遠利益,仍然會有市場。更重要的是,啟蒙產業可以產業化,像新東方那樣做成大事業。

    海外的啟蒙行業可以有:

    一、民運組織可以經營為新移民非法移民培訓英語、西方文化這樣的業務來獲取收入來源。對非法移民和新移民而言,融入當地社會,除了身份之外,還有語言和文化的障礙,英語和西方文化的培訓就可以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這類培訓以實用為主,主要了解當地的語言、法律、人文等,幫新移民結識當地的朋友。教師可以由民運組織僱傭本地人,教師是培訓的核心但不是產業的核心,產業的核心是對受眾的需求的瞭解,與受眾的溝通,品牌運營等,這些民運組織有優勢。

    二、民運組織可以搞民運博物館、口述歷史託口秀等專案,靠門票和廣告費創收。中英文都有,面對華人也面對本地人。也可以做一些類似《神韻》這樣的娛樂專案,大紀元的小品節目收視率不就很高麼?憑藉民運人士對官場的瞭解,難道搞不出類似的東西來?這個市場需求是中共自己的黑箱政治和言論審查建立的,而且短期內也不大可能改變。

    三、民運組織也可像法輪功一樣做電視和傳媒網路來賺廣告費,還可以做出版業這類知識分子擅長的事。這些東西的受眾相對政庇來說,要廣得多。明鏡電視算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四、智庫。知識和技能佔據高階的民運人士,還可以組成智庫,分析中國的社會經濟,像明居正教授的透視中國那樣,吃下大陸媒體和智庫絕對不敢碰的那塊市場。希望深度瞭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人多了,從華爾街到普通民營企業家,做得好可以賺大錢。透視中國一份報告賣5萬美金,還搞直播、自媒體、巡迴演講,明居正老師上年代向錢看出廠費數到手軟。

    五、領導力培訓。另外,民運組織還可以提供領導力培訓課程,因為領導力本身就是運用民主原則解決集體組織和決策的能力,例如如何開會、如何團結人、如何謀劃、如何發表演說等等,這些技能不僅政治運動需要,商業和職業活動同樣需要。華人在這方面偏偏特別欠缺,即便是在海外華人中的市場缺口也很大,海外華人和臺灣加起來也有近八千萬人,潛力不小的。王丹如果站出來以自己學生領袖的身份說我向你提供領導力培訓,相信會有不少人會相信王丹有這個真本事,並且掏錢買單,即便王丹的教學內容是從別的課程抄來的,只要把例子改成天安門上北大校園的一些故事,別人也會相信是你原創。如果是一個組織有一些明星民運領袖,加一些不打算回大陸發展的商人來提供領導力培訓,相信在歐美、臺灣、網際網路都會有市場的。

    產業化既可以明星民運人士參與,也能爲普通民運人士提供不少就業崗位,賺錢的同時還能壯大組織。這五個產業化方向說明,除了政庇移民生意,民運組織做有特色的實業來謀生活、促進民主的事業還很多很多。希望海外民運圈多擁抱創業家思維,脫離國營企業事業單位那種等靠要的思維定勢,將啟蒙事業市場化、產業化的同時,壯大自己的組織能力、媒體傳播能力、情報蒐集和分析能力、資金實力、社會接觸與社會動員能力。

    4 啓蒙產業化的可行性分析

    前面所列五種生意,均非前無古人,早有成功案例,同時也如餐館行業般無法由一家壟斷。例如對新移民和非法移民的英語培訓業務有不少社區大學在做,領導力培訓服務也是成熟事業。傳媒、娛樂更是傳統產業,有法輪功媒體和明鏡電視作爲成功案例。贏利性智庫的成功案例有明居正教授的透視中國了,而李偉東先生的中國戰略分析智庫贏利與否或商業模式不明。另外,法輪功本質也是出售宗教服務來贏利,類似瑜伽產業,伴隨附屬產業支撐,如出售練功服、書等盈利。

    反觀海外民運30年,儘管上述五種事業均有涉獵,但都是按照先募款再花錢的NPO模式,沒有一件事是按照商業化的思路去做。相反,法輪功在中國大陸時期就按拉人頭斂財爲經營模式,海外法輪功媒體剛開始純粹為黑而黑,但在市場化經營20年後卻越來越專業客觀,並在新聞選材上有獨特之處。可見市場規則會迫使他們改變為黑而黑的極端思路,而努力按照新聞原則經營以獲得更多點選率。

    再說民運人士辦的智庫。王丹的「對話中國」是個什麼智庫?報告在哪裡?是否有對未來的預測?準確度有多少?是否有商業模式?靠什麼盈利?似乎都沒有,媒體曝光率也很低。王丹的智庫仍舊在花冤大頭的捐款,缺乏市場反饋,錢花完了,沒有產出,捐款人不滿意,不再支持,遊戲結束。智庫產品的真實價值,應該取決於消費者願付多少真金白銀買你的分析報告等產品。否則,盲人騎瞎馬,自以爲自己全對。

    再說培訓機構。天安門民主大學是玩情懷還是搞商業?除了有一堆明星民運人士站臺,具體提供了什麼市場需要的產品?學員花錢上課後,對自己有什麼實際幫助?其實就是靠情懷變相募捐。天門民主大學的師資加以優化或許可以提供領導力培訓,王丹演說能力不錯,可以培訓公共演講。類似培訓業務面對面最佳,看影片用處不大。民運人士所信奉掌握的民主技能到底是不是更好的做事方法,應該讓市場說了算,如果你傳授的民主技能演說能力,能幫助學員在職業生涯或者商業活動中更上一層樓,自然會口口相傳財源廣進。同時,實戰也是破除迷信,加深民主理解的途徑。

    歸根結底,民運人士應轉變思路,逐步放棄募捐花錢的NPO模式,走自主經營的商業化道路。發揮柴玲的實業經驗、李祿的金融能力將民運的啓蒙事業經營成可持續的盈利產業。如有中國大陸資本與你們惡性競爭,直接向中共當局舉報其顛覆國家政權。通過玩轉股份制經營這個經濟民主,促進政治民主事業,即便你輩有生之年中共不倒,也能一邊錢賺,一邊啓蒙世界華人以爲專制制度掘墓。

    此文拋磚引玉,往將之轉給從商之民運人士,如@吾爾開希 @柴玲 @李錄 等,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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